308系列短期课程: 『理想与现实之上』

课程：理想与现实之上
主讲者：王维兴（资深媒体人与政策研究主任）
简介：独生子一个，胖子一个，媒体人一个，研究员一个，脸孔很多个。
收费：120令吉 60令吉（另60令吉由许来贤国会议员赞助）
次数：4次 （8月6日开课）
时间：周四傍晚7时半至晚上9时半
地点：八打灵再也17区许来贤国会议员服务中心

有兴趣报名者可联络健聪 cheanchung[add]yahoo[dot]com。

课程概要：

单元一：如果人只有一张脸

现实的含义与现象的探索：合格选民没有登记成为选民

政治幼童的理想化倾向

批判主义的幼稚化倾向

进步青年的迷思



单元二：如果人性只是一种假设

事物的本质：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乔姆斯基与福柯有关人性的辩论

主体性与互为主体性

存在先于本质



单元三：理想与现实之上

理想与现实的拉锯

上帝死了：价值的崩解

传统的分崩离析：形而上的反扑

尼采的精神三变与超人哲学

存在的叩问



单元四：政治作为一种志业

理性与反理性“混战”的年代

世界的祛除迷魅：价值多元的迷思

场域的形成：评价基础各异其趣

寡头文化的良好感觉：政治分析的视野与格局

公共理性的建立：实践理性的辩证过程

魔鬼与天使：透视权力的本质与荒谬

断根记

放心，此“根”非彼“根”也。

星期一，午夜11点，饥肠辘辘，遂往楼下泡美禄吃苏打饼。

泡了美禄，要拿碟子装苏打饼，无意中发现一个杯子挡住去路。

拿起杯子，发现杯子已经一分为二，放在一起，看起来却好像没断一样。杯的上半部锋利，加上又是透明，直觉告诉我——危险！

于是，放下美禄，要拿起杯子端详一下以便处理。可是，一不小心，左手烫到美禄，直觉反射往右手的破杯摆去！手背的一部分埋没在玻璃里。赶紧抽出，看到一个不大，但是相当深的伤口。这时候，血开始涌出来。

叫了有红十字经验的室友来止血，他看了看，叹说：“我们还是去医院吧。”

到了医院，医生一开始说是小事情，便开始打麻醉药，然后帮我缝针。后来医生脸色不对，把线拆了出来，说：“我们怀疑你的腱断了，需要留院，可能明天动手术。”我想，不是吧，有那么严重吗！？

第二天早上，我被推进手术室，全身麻醉，不省人事后再被推出来。我看了看自己的手，已经包得和粽子一样。

过后医生来看诊，说：”伤口其实很小，甚至连我一开始也觉得是小事情。可是，后来我们发现，你有两条根（腱），一条完全切断，另一条也断了一半。你要感谢事先发现的医生，不然的话，你的拇指可能不能正常活动。”

再待了一天，我出院了。还有一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状况。就这么被玻璃割了一下，竟然断“根”。如果不是肚子饿，如果没有那杯子，如果没有要吃饼干，许多的如果如果没有发生，我就没有事了。命运的东西真奇妙，虽然现在被迫修养在家，一只手无法动弹，但是我觉得庆幸，毕竟保住了自己的拇指。

南洋商报乱写

我曾经是1997-1999的东海岸南洋学记。上学记培训营时，我曾经以学弟的身份听众新闻界前辈教导如何写新闻。我还印象深刻地记得一名前辈说到：“新闻绝不能够脱离现实。”第二届的学记营，我以学长的身份，除了和学弟学妹谈笑风生之外，也向他们扮“专家”一番：“新闻要真实。”

上星期六去了武吉公满，开始想象自己如果是记者的话会如何撰写当地的故事。星期日，村民示威抗议。星期一，南洋商报刊登新闻，标题是：“村民不反对山埃采金，多数示威者非来自武吉公满”。

看看反山埃人士的说辞吧。

标题实在太偏颇了，放在娱乐版还差不多。

《纳吉有抄袭民联的大马新经济议程吗？》vs《新经济模式与新经济议程》

我的稿上了星洲。只是，题目从《纳吉有抄袭民联的大马新经济议程吗？》被改为《新经济模式与新经济议程》。 -.-

媒体惯于在标题置放耸动性与一目了然的标题，此次竟然反而为之，让人费解。

（媒体自我）设限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国油的钱应该由谁来花？

马哈迪在部落格上撰文，列举石油自1976年到2009年上缴给政府的税捐。从1981年到2003年的22年之间，总税捐是1688亿令吉。而在2004至2009年的6年期间，总税捐竟然高达2536亿令吉。马哈迪刻意列举这两段时段的国油税捐，是要强调他在位22年所获得的国油税捐，甚至还不如阿都拉在位6年的国油税捐。

因此，这位国油顾问讽刺地在部落格写道：“我相信政府一定很精明地使用了这笔钱。若能知道2536亿令吉花在哪里，会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找出钱到底“花去哪里“固然有趣，但是如果能够讨论钱“由谁来花”，应该也是同样地饶有趣味的。

自1976年国油法案通过以来，国油的税捐都是直接交给政府。国阵政府的做法，是以最不干扰国油作业的方式，以开采权以及生产分享协议（Production Sharing Contract）的方式经营我国的油田。此方式的优点是让国油得以成为“最私营的国家企业”，在决策作业上享有最大的自主权，并且在商言商，可以更没有约束地追逐利润。这些优势，再加上国油在过去将其没那么赚钱的下游业务，也就是油站门市及天然气的业务分拆上市，让国油连续多年稳坐亚洲最赚钱企业的宝座。

然而，这种做法未能释疑两个主要的诘难。第一，国油在过去多年并没有专注研发自己的科技，只凭着天然资源和垄断的条件与外资协商价格。这么做的话，国油固然挣了大钱，但是大部分的盈利是建立在垄断及不平等的优势，以及原产品这种根据国际价格涨跌的价格上。那么，国油就算赚了大钱，也并不完全代表它是一家具国际竞争力的企业，而仅是一家依赖外来科技和垄断业务榨取盈利的半吊子企业而已。

第二，我国的天然资源不是属于国油，而是属于全体人民的。那么，国油理应以人民的利益为先，过后才是讨论盈利和赚幅等问题。有人会问，国油的税捐不是都交给政府，而政府不是由人民选出来的吗？此言其实错矣，政府或内阁仅由首相遴选，只有国会下议院的议员们是由人民手中的一票选出来的。因此，国油的账目和资金去向，由国会来审核和辩论不是更合理吗？

北欧的挪威就是知道无论他们的石油公司如何彻底地私营化，也无法和财力雄厚的跨国石油开采企业竞争，因此转而善用石油的开采权及其盈利为人民谋福利。挪威选择由国会辩论及审核国油账目，因为比起和人民有较多利害关系的行政机构（或首相），明显的，国会的议院会是个更好的审计师。

在与阿都拉较量看谁较会花钱的含义背后，马哈迪酸溜溜的语句所隐藏的，是对国油盈利的占有欲和支配权。花这笔钱的，就算不是阿都拉，也不一定是马哈迪。我们其实应该问的问题是：在1976年至2009年之间，国油的税捐除了耗费在硕大的双峰塔、豪华交响乐厅、六星级医院之外，到底花在人民的什么地方了？

×本文也刊载于星洲日报。

纳吉有抄袭民联的大马新经济议程吗？

首相拿督斯里纳吉于日前宣布一系列市场自由化政策，其中包括取消实行多年的上市公司30％土著股权固打。而于1974年设立，被赋予监督土著的股权目标而掌握巨大权利的外资委员会有将不复存在，并被首相署经济策划组新设立的小组来处理需要政府批准的事项。

纳吉表明，这些开放措施是政府正在草拟中的“新经济模式”（New Economic Model）的部分措施。同一时候，人民公正党实权领袖安华讥讽首相纳吉宣布废除上市公司30%土著股权的政策，是抄袭人民公正党早前提出的“大马新经济议程”（Malaysia Economic Agenda）。纳吉政策的灵感是否真正来自民联的新经济议程？而未出炉的“新经济模式”会不会是“大马经济议程”的翻版呢？

民联倡议的新经济议程主要针对巫统过时且充满弊端的新经济政策提出更好的方案。虽然两者皆为扶弱政策，但其最大的差异在于看待贫穷的方式。新经济政策在推行的早期，的确带有为各族脱贫的使命，唯在种族性政党长期掌控资源分配权和影响决策作业之下，难逃逐渐褪色成以维护土著，尤其是马来人精英阶层的经济利益为主，甚至成为政商勾结、贪污滥权、法治崩坏与竞争力下滑的源头。因此新经济政策在后期不断备受各界的批评和诟病。

新经济议程的精神则相对不同，它是以阶级而不是种族的方式来看待贫穷问题。简而言之，新经济议程是在“贫穷不看肤色”的认知上架构起本身的政策，是个根据“需要”而非“肤色”，更非现下的新经济政策般根据“关系”的扶弱政策。更重要的是，新经济议程也点出，受经济问题困扰者，已不止是“贫”与“富”，还有中下阶级及完全受边缘化的阶层！

因此，两者的精神和价值可说是南辕北撤。这也是为什么纳吉在宣布了放宽土著股权限制后，还需要强调政府依然保持30%土著股权的宏观目标，只是推行的方式将有所改变，并与过去有所不同而已。因此，我们可以推断，纳吉宣布的措施，只是民联新经济议程在某些“形式”上的翻版，而其内容则是大异其趣的。这一事件，恰恰只是说明了旧内容（新经济政策）采用新形式（放宽股权限制）的状况。更浅白的讲一句，是“旧瓶装新酒”而已。

对于许多不明就里的民众，包括一些因认为民联的议程被骑劫而感不值或气愤者，笔者倒认为还言之过早。除了听其言，观其行，并继续观察即将推出的“新经济模式”之外，民众也应该存有思辨精神，仔细推敲巫统和国阵即将揭盅的政策和措施，才能更细致地掌握两者的不同之处，进而找出更能够利惠全民的政策。

切莫输出公害

日前，印尼的环保组织棕油观察（Sawit Watch）、印尼生态之友（Wahana Lingkungan Hidup Indonesia，WALHI）以及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环保组织环境法律和社区权益中心（Centre for the Environmental Community Rights, CELCOR）和美拉尼西亚伙伴（Partners with Melanesians）今天在马来西亚自然之友（Sahabat Alam Malaysia）的安排下到达马来西亚，声讨我国公司为了牟利，在印尼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剥夺当地居民的习俗地，大肆开发森林，并破坏当地生态环境。

被点名的集团计有森那美（Sime Darby）、国民投资公司（PNB）、常青集团（Rimbunan Hijau）等等。当被问及为什么他们要千里迢迢到来马来西亚控诉这些集团的行为时，他们说，由于贪污猖獗，当地政府明目张胆地庇护这些集团在当地的剥削行为，他们在无可奈何之下，只好把案件带来马来西亚。

这是一个多么熟悉而似曾相似的说辞。

这些案件，不只发生在外国，也同样地发生在我国，尤其是东马的内陆地区。由于砍伐活动日益侵入砂拉越原住民本南人（Orang Penan）所居住的地点，他们不只生计和土地权皆受到威胁，就连本南人妇女也因为和伐木工人接触频密而发生许多强奸、性侵犯与骗婚的事故。而这些事故，当位于我国的非政府组织把事件公布或经媒体报道之后，竟然被我国政府指责为西方国家的傀儡或是破坏我国在国际之间的形象。许多非政府组织在无可奈何之下，也只好到国际的人权组织或非政府团体寻求援助。这种情况，难道不是印尼或巴布亚新几内亚同胞们似曾相似（Déjà vu）的情景吗？

追根究底，以上种种的事件实和发展两个字脱不了关系。在发展和保存当地的社群文化或习俗之间，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多奉行发展主义，且在利益当前，缺乏监督和人民醒觉的情况下通常选择牺牲后者。这些国家的集团及其既得利益者多通过政治关系获得大量利益，在和政府互相勾结获得利益后食髓知味，并把学来的，打通政商关系的那一套变本加厉地套用在其它更落后的国家。大部分输出这些公害的集团多来自发展中国家，皆因他们并没有从集团的扩展中增强竞争力以及套入研发出创新的科技，而只好“旧瓶装新酒”，寄望能够遁逃到其它更落后的国家以复制其政商勾结的“成功史”。由于行径和本质和黑社会无异，这些集团被戏虐为“亚洲的教父”（Joe Studwell语）。

我国人民在逐渐迈入先进国之列的时候，是时候开始检讨本国集团在国际上的行径。除了排斥在我国所进行的破坏大自然的行径之外，也应该谴责这些把公害输出到其它未发达国家的集团。经验证明，发展和当地社群肯定可以共存，只要让可持续性发展的概念尽快在这些国家生根萌芽即可。问题是我们的人民有没有“愿不愿意”的自觉而已。

共犯结构的团结

自从纳吉推出了“一个马来西亚”之后，似乎在任何领域都套上“一个”的字眼，从慕尤丁的“一个教育制度”到马航的“一个马航”(1MH)，背后其实都是大团结的影子。而许多人，只要一听到“团结”这个字，就会振奋起来。好像只要唱起团结的骊歌，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但是，事实真的如此吗？

或许，我们要问的是，纳吉所谓的团结是什么。从政治上来说，团结这个字其实等同于霸权。自孟德斯鸠提出分权学说后，在现今大部分民主的体制，都落实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形式，也就是把权力分割成三个部分，不让他们团结起来。这可让各个机构互相制衡和监督，同时可以解决在政治制度下可能出现的滥权和贪污问题。

在经济上，团结就是寡头垄断。想像如果有一天，全国的霸级市场如巨人、特世客和家乐福等召开记者会，说道为了全国消费人的利益，他们决定团结起来，把数家霸级市场合并以便不再让消费者被广告搞得眼花缭乱，你会相信吗？试想想，一旦他们垄断了市场，再一起把价格提高的话，人民到时是否还有选择？那么，霸级市场的所谓团结到底是为了他们的利益还是为人民着想呢？

回到纳吉的“一个马来西亚”，如果纳吉还是提不出新的论述和政策的话，那么“一个马来西亚”只是一个期盼在重复又重复的情况下迷惑人民思维的华丽的口号而已。而大团结，只是抱着毒药的糖衣，在你被感动而拥抱在一起之后在背后插你一刀。

如果团结的理由是为了制造霸权，那么不团结才是力量。